要评价《水浒传》中的吴用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来理解这位“智多星”，他远比“狗头军师”的刻板印象复杂得多。
一、多维身份：一个精于生存的乱世文人
吴用并非简单的谋士，他的身上交织着多重矛盾的身份。
失意文人：他饱读诗书，却只能以教书为生，这决定了他对现有秩序并无留恋，易于铤而走险。
江湖策士：他精通谋略，但更多是“计”而非“略”，擅长解决具体问题（如智取生辰纲的完美策划），却缺乏长远的政治蓝图。
组织副手：他从晁盖时期的创业核心，转变为宋江时期的“丞相”，始终居于二把手，深谙辅佐之道。
二、核心特质：功利至上的“工具理性”智者
吴用的“智”有鲜明的特点，也伴随着致命缺陷。
现实与冷酷：他的计谋高效而务实，但常以牺牲道德为代价。为逼朱仝上山，指使李逵斧劈四岁小衙内；为赚卢俊义上山，一手导演其家破人亡。这些毒计体现了他“目的证明手段”的冰冷逻辑。
精准与短视：他的计谋在战术层面几乎算无遗策，但在战略层面却严重短视。他全力推动招安，却对招安后可能“鸟尽弓藏”的结局缺乏真正的政治远见和后备方案。他的智慧始终在解决“如何上梁山”、“如何赢下一战”、“如何被招安”的具体问题，却回答不了“招安之后怎么办”的根本问题。
三、与宋江的关系：理念同盟与灵魂异路人
吴用与宋江的关系是理解其行为的关键。
高度的功能性互补：宋江提供“忠义”旗帜和人格魅力，吴用则提供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。他是宋江路线最得力的执行者。
深层的本质差异：宋江的招安怀有“尽忠报国、封妻荫子”的价值观追求；而吴用支持招安，更多是基于对现实力量对比的冷静计算和寻求集团出路的一种“理性选择”。当征方腊后梁山集团濒临瓦解，吴用最终在宋江墓前自缢，这不仅是对宋江个人的“忠”，更像是一个精于算计者发现自己一生谋算皆成空幻后，精神的彻底崩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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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悲剧性：算尽一切，却算不到自己的结局
吴用的真正悲剧在于：他用尽智慧为梁山集团寻找生存空间，但其所有努力都加速了集团的灭亡。
他的计谋越成功，梁山聚集的力量越大，反而越成为朝廷必欲除之的心腹大患，使得“招安”这条路从一开始就危机四伏。他像一个顶尖的围棋手，能赢下每一个局部战役，却输掉了整盘棋局。
如果说宋江的底色是“伪善的忠义”，那么吴用的底色便是“清醒的功利”。
他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聪明人，他的智慧光芒照亮了梁山聚义的道路，却也如同烛火，照不穿时代厚重的黑暗，最终和这黑暗一同熄灭。
他的形象揭示了《水浒传》一个深刻主题：在不具备新世界蓝图的时代，纯粹的智力与谋略，无论多么高超，都无法为反抗者找到真正的出路。
若将吴用与宋江对比，可发现：宋江是一个有坚定价值观（哪怕迂腐）但手段依赖权谋的领袖，而吴用是一个缺乏终极价值观但手段极其高效的策略家。两人的结合，成就了梁山的巅峰，也注定了其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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